此书注者，唯有高诱；其注误处甚多。《史记》谓不韦书成，“布咸阳市门，县（悬）千金其上，延诸侯游士宾客，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”。《高注》多摘其书误处，谓扬子云恨不及其时，车载其金。（见《慎人》、《适威》二篇注）殊不知古人著书，重在明义；所谓误不误者，但就论道术之辞言之，非斤斤计较于称引故实之间也。高引扬雄语以诋吕氏，毕沅即摘《高注》误处，转以是语相讥，宜矣。近人孙德谦云，注此书已成，然未刊布。今通行者，仍为毕沅校本。
《孟春纪》《十二纪》皆与《礼记·月令》大同。按此所述，为古明堂行政之典。《淮南·时则训》、《管子·幼官图》，皆是物也。此盖同祖述古典。参看论《墨子》处自明。或以《吕览》载之，疑为秦法，误矣。
《孟春纪》下标目凡四：曰《本生》，言养生之理。曰《重己》，言人当顺性之情，使之不顺者为欲，故必节之。曰《贵公》，曰《去私》，义如其题。盖天下之本在身，春为生长之始，故《孟春》、《仲春》、《季春》三纪之下，皆论立身行己之道，而《孟春纪》先上本之于性命之精焉（诸《览》、《论》、《纪》下之分目，虽后人所为，亦便识别，故今皆仍之；而又说明其一线相承之义，以见此书编次之整齐焉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