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甫规上书自辩说：“延熹四年秋天，羌虏蠢戾，长安惊骇，朝廷西顾，臣振奋国威，羌虏稽首，所省下军费，在一亿以上。以忠臣之义，我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劳，所以耻于以只言片语来陈述自己的小小成绩。但是和之前那些败将比起来，我也可算是无罪无悔吧。到任之后，我举发了孙隽、李翕、张禀；转战南征，又弹劾郭闳、赵熹，陈述他们的过错罪恶，令其伏诛。这五个人的余党，满布半个中国，从县令以下到小吏，支党还有至少一百多人。官吏们要为他们的老领导报仇，儿子们要为他们的父亲雪耻，载着礼物，奔走四方，交结豪门，竞相散布流言谤语，说我私下贿赂叛羌。如果说我是用自己私财来贿赂，那我家无余粮，钱从哪儿来？如果说我用的是公款，那军费支出都有账簿，一查便知。以我的愚昧疑惑，也知道前朝还将宫廷姬妾赏赐给匈奴，甚至把公主嫁给乌孙。我只不过花了一千万去招抚叛羌，是良臣之才干韬略，是兵家所推崇的谋略，我又有何罪？又有什么负义违理之处吗？自从永初年间以来，率军出征的大将不少，其中打了大败仗的有五位，军事花费数以亿计。而这些败军之将，回师之日，多载珍宝，甚至把朝廷拨付的金币，连封印都没打开，就直接输入权贵之门，他们反倒名成功立，得到高官厚爵。如今臣回归本乡本土，却纠举州郡官员，和过去的亲友绝交，还戮辱故旧老友，大家对我诽谤陷害，也是应该的吧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