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3] 张岱年：《国学大师丛书·总序》，南昌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1996。
[34] 赵洪钧：《近代中西医论争史》，262页，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，1982。
[35] 王慎轩：《中西医之平议》，《医界春秋》创刊号，1926。
[36] 马克锋：《中西会通与近代文化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，1990年第4期。
第三章 文化道路的抉择与论争
如何处理和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，也即从文化的角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，是近代以来的一个突出问题。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，不仅没有结束清末以来持续进行的东西之争、新旧之争，而且，由于政局动荡和新思潮的输入，这种争论反而更加频繁、普遍、深入了。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继续大力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，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，并与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展开了多次论争，如新文化运动初期围绕“孔教”的争论，《新青年》与《东方杂志》的角逐，1919年下半年后有关新旧“调和”的讨论，五四后期东方文化派与西方文化派的辩驳，20世纪30年代的“中国本位”与“全盘西化”论之争等，都具有这种性质。但民国时期的文化论战与清末中西学之争又有了质的不同。这主要是指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，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潮。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，并批评了西方文化派的“全盘西化”论的错误倾向，从而使文化论争具有全新的性质。通过文化论争，新民主主义文化最终以其科学性、实践性、革命性，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