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讲到法院的首席法官，只能说他是个有教养、近人情，具有办事经验和极富于现代思想的人。他自视甚高，但不很关心自己的前途。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做一个进步的人士。但同时他也有财产，有有势力的亲友。事后表明，他对卡拉马佐夫一案是看得很重的，但仅仅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。他感兴趣的只是本案的现象和它的类别，把它作为我们的社会基础的产物，作为俄国人性格的典型写照应该怎样加以看待等等。至于对案件中个人的性格，它的悲剧，以及被告和所有有关的人的个性，他都抱着抽象而漠不关心的态度，也许这是最适宜的。
在法官们没有出现以前，大厅上已挤满了人。我们法院的大厅是城里最好的，宽敞，高大，音响也好。法官席设在一个稍稍高起的平台上，在他们右首预备了一张桌子和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椅子。左面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座。大厅中央，靠近法官席，有一张放“物证”的桌子。桌上放着费多尔·巴夫洛维奇的染血的白绸睡衣，那用来进行假定的凶杀的、倒霉的铜杵，米卡的袖上被血玷污的衬衫，他那当时因为把一条渗透了血的手帕塞进口袋里去，因而在后面近口袋处全是血渍的上衣，这块满染血污，现在已经完全发黄变硬了的手帕，米卡为自杀用，在彼尔霍金家里装上了子弹，而在莫克洛叶被特里丰·鲍里索维奇偷偷取走的手枪，那个用来装给格鲁申卡预备的三千卢布的，题着字的信封，那根系过信封的玫瑰色丝带，还有其他许多东西，我不准备一一列举了。稍稍隔开一段距离，在大厅的深处就是旁听席。但在栏杆的前面还放着几把椅子，是为证人们供述后继续留在大厅时坐的。十点整法官们出场了，三人中一位是首席法官，一位是法官，另一位是名誉调解法官。检察官自然也立即出现。首席法官是身躯短小粗胖的人，比普通中等身材矮些，有五十岁左右，一副灰黄色的面孔，深黑中夹着银丝的，剪得极短的头发，挂着红绶带，不记得戴的是哪一种勋章了。我觉得，不仅是我，大家都觉得，检察官的脸色煞白，简直近于发绿，似乎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消瘦了下去，因为前天我还看见过他气色完全正常。他一开始先问法庭执达吏：陪审官们是否已经全到齐了？然而我看我不能继续照这样讲下去，至少是因为有许多事我根本没有听清楚，有的事没去太注意，还有的事是忘了提起，但主要是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，如果把所说的、所发生的一切全记下来，我的时间和篇幅一定是不够的。我只知道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两方面对陪审员资格提出异议的不很多。这十二位陪审员我倒还记得：有四个是我们城里的官员，两个商人，六个是本城的农民和小市民。我记得，社会上，特别是太太们，还在开庭前许久就有人颇为惊异地询问：“难道这样微妙、复杂，牵涉到心理学问题的案件可以交给一些官员，甚至农民去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吗？这些官员，尤其是农民，能懂得些什么呢？”这四个被选为陪审员的官员果真全是低级小官吏，头发都斑白了，只有一个稍年轻些，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上默默无闻，他们靠微薄的薪俸度日，多半有上不了场面的老妻，还有一大堆说不定甚至是赤着脚的子女，在公余闲暇的时候总是以到什么人家打小牌为消遣，自然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。两个商人虽然样子体面，但却有点沉默和呆板得出奇：内中一个剃光了胡须，穿着德国式的服装；另一个蓄着灰白的胡须，脖子上挂着红绸带，系着一个不知什么奖章。至于那几个小市民和农民更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我们城里的小市民几乎和农民一样，甚至也有种地的。其中两个也穿着德国式的服装，也许因此比其他几个更显得肮脏而且不顺眼。因此真会产生一个念头，就是我在刚刚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也生出这样的念头：“这类的人怎么能够理解这个案件呢？”然而他们的脸却给人一种出奇地显赫而且近乎威严的印象；它们都满脸严肃，皱紧眉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