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了好书，书评就有了基础，再加上好的书评的推荐与扩大影响，好书就能到达尽可能多的读者手中。这样，读者是会感激的。只有这样，出版社的“出版”任务，才能算是真正划上了一个句号。
新的一年到了，盼望出版社在抓书评的工作中有一个新的面貌。
（《文学报》1995年2月2日）
“禁书”漫谈
出书与禁书历史上出书与禁书的事几乎是同时产生的。我国出书早，禁书也早。古人说过：“自文字作而简策兴，圣贤遗训，借以不坠；而惑世诬民之书，亦因是得传焉。”赫赫有名的“秦皇汉武”，一个“焚书坑儒”，一个“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”，其实都是禁书的。老祖宗。再早一点，就是孔丘的“删”诗书，定礼乐，不也是有“放”有“禁”吗？
禁书的是非
现在，人们都习惯地把禁书称作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罪恶。这大体是对的。但一概而论，也不免失之笼统。
认为天下的坏事都是“坏书”造成的，因而要禁，这种观点“古已有之”。康熙皇帝就声称：“淫词小说，人所乐观，实能败坏风俗，蛊惑人心。”并且断定“乐观小说者，多不成材”。清代的大学者钱大昕居然诬称“小说专导人以恶，……以杀人为好汉，以渔色为风流，丧心病狂，无所忌惮；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，而又有此等书以诱之，曷怪其近于禽兽乎？世人习而不察，辄怪刑狱之日繁，盗贼之日炽，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”。并认为只要禁了小说，“数十年必有弭盗省刑之效”。他们的共同意思都是认为，社会的安危系于小说。其实小说哪有那么大的作用？社会上存在“淫”的现象是否由书“诲”出来的，我没有查考过；但“盗”的发生，主要决不是由书“诲”的结果，则是有证据的。譬如章碣在《过焚书坑》一诗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：“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！”它其实可以作为许多“造反英雄”的写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