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，关于撰史原则。刘知幾认为，博闻、善择是撰史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。如《史通·采撰》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“史文有阙”的问题，一方面强调“征求异说，采摭群言，然后能成一家”。刘知幾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，皆“寸有所长，实广见闻”，但也产生了“苟出异端，虚益新事”的弊病。他告诫撰史之人：“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谜理，街谈巷议之损实”；“异辞疑事，学者宜善思之”。《杂述》篇还说：“学者博闻，盖在择之而已。”慎于采撰，根本的问题是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善于辨别真伪虚实的能力，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。
第三，关于史书的体裁、体例。《史通》以精辟论述史书的体裁、体例而享有盛誉，《序例》篇说：“失史之有例，犹国之有法。国无法，则上下靡定；史无例，则是非莫准。”这是指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表现形式。刘知幾推崇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、范晔《后汉书》、萧子显《南齐书》的体例思想；而他本人的新贡献是提出了“诸史之作，不恒厥体”的理论，并通过《六家》《二体》《杂述》等篇，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，并详尽地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