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德严肃指出：“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，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。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，其余的不管。把轻机枪拾起来，重机枪就不要。有些拾得新的，就抛弃旧的。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，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，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。”他还举例说，东陂战役的第二天，各部队已报告打扫战场完毕，但第三天“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，结果打扫了一星期，拾得千余担战利品，步枪、马枪、手枪、驳壳枪、机关枪、迫机炮均获大批的，子弹甚多，子弹壳不计其数”。
当时对俘虏的处置也有“游击习气。捉到一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，只是照例发钱放走”。朱德颇为沉重地说：“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，俘虏万余人，随即放走大部，只剩三千余人。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，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。我们把俘虏放回去，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，配好枪支，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。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。”
